杰西卡·吉诺-赫克特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art Frankfurt am Main)历史学教授。她的第一本著作《不可能的传播：美国新闻在战后德国的文化外交作用，1945－55》(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55)获得斯图尔特·伯纳斯(Stuart Bernath Prize)外交历史最佳处女作奖。她的第二本书《健全的外交：1850年以来德-美关系中的音乐与情感》(Diplomacy: Music and Emotions in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850)将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她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Bielefeld)、哈雷-威登堡马丁路德大学(Martin-Luther-Universitat Halle-Wittenberg)以及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担任教职。

1981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诸神一定疯了》(The Gods Must Be Crazy)。影片中，一名飞行员在飞越非洲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上空时，将一个空的可乐瓶子丢到了一个部落的聚居地。当地土著人立即把瓶子看作是神灵的赐物。但是，这个"赐物"使他们的传统与社会习俗发生了糟糕的变化。最后，部落委派一名成员，把瓶子扔到他们认为的地球边缘以外。

这部电影为所谓"伟大的辩论"(The Grand Debate)──美国人是否是四处传播流行文化进而征服、腐化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者"──提供了某种洞见。

毫无疑问，正如理查德·佩尔斯(Richard Pells)所言，今天美国流行文化的内容大多来自20世纪其他国家的一系列影响。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抨击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观念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变得如此有势力。如果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就需要既分析美国文化在海外的形态和影响──正如佩尔斯所做的那样，同时也考察其他国家的人是如何接受美国文化的。

2005年4月，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克罗克(Ryan Crocker)与巴基斯坦的富布莱特奖学金获得者交谈。(Anjum Naveed AP/WWP)

历史背景

其实，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这个因文化传播而引起如此争议的国家，最初对输出文化并无多少兴趣。美国人历来认为，他们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政治体制，而非诗人、艺术家、小说家。美国人一般将流行文化视为个人娱乐，而不是外交政策工具。他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在联邦政府内设立文化部。1938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了文化关系处，但是，许多美国官员对这种将文化作为外交工具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即使在今天，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相信，文化属于创造领域，属于公众品味或自由职业的范畴，不属于政府的职能。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人士确定，美国需要在世界上倡导美国的生活方式。面对当时苏联在力图输出共产主义，美国的公众人物和决策者致力于利用文化来加强国际影响力。在欧战胜利日(VE-Day)以后的数年中，美国政府创立了一系列组织与项目，如美国新闻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和富布莱特交流计划(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等，以促进美国文化信息的传播。

当然，客观而言，美国并不是输出文化的第一个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起，欧洲大国推行过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项目。英国在印度与中东、德国在非洲、法国在印度支那都曾将文化输出作为加强贸易、商务和政治影响的有力工具，并为各自的需要吸收精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5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81个国家中，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国家，包括所有大国，都设有官方的文化交流项目。今天欧盟的一些活动所采用的便是集合文化外交手段，即创立各种促进语言与文化信息交流的组织。

阿根廷、墨西哥、埃及、瑞典、印度等国历来也向周边国家输出影视产品。而且，近年来随着一些好莱坞制片厂被外国公司接收，人们甚至感到，美国是否从"文化帝国主义者"变成了不幸的收购对象？但是，即使美国不是第一个输出生活方式的国家，外国批评家仍始终视美国是未来的恐惧所在。

例如，在70年代与80年代，西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美抗议、和平组织以及反对美国军事存在的群众示威。欧洲的反美情绪很快扩展到文化领域。批评人士认为，美国产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受消费者喜好这一范围；美国商品不仅占据了外国市场，而且也占据了外国人的头脑。对于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而言，大众文化、好莱坞电影以及消费主义似乎威胁到欧洲的主权、传统、以及基于印刷文化的社会秩序。大众文化好像模糊了社会界线，超越了民族国家界线，扩大了资本主义市场。

然而，当张三向你说道李四时，其实能让你更多地了解张三而不是李四。其他国家的人如何看待美国文化，也许更多地向我们说明了他们本身，而不是美国。

文化与全球化

今天，世界上许多政治人物与文化批评家为美国电影的大量涌入而哀叹。例如，在欧洲国家，这些人士担心本国文化特点将会消失，大批观众已经为美国产品所倾倒。1991年，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Jack Lang)在一次以"卫星越高，文化越低"为标题的采访中，强烈抨击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然而，这种批评并不新鲜。早在在70年代，智利教授阿尔芒·马特拉特(Armand Mattelart)和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阿里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小册子，题为《怎样解读唐老鸭》(Para leer al pato Donald)，揭露好莱坞对现实的歪曲，号召智利人民实现自己的文化解放。

有些小国、边远地区的民族或不知名的部落，由于高声抗议西方影响而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焦点。这些消息告诉人们，从冰岛到拉丁美洲，从中非到菲律宾，很多地方的公共代表都在痛斥英美电视及文化影响给本土文化造成的衰落。

然而，从很多方面来说，"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这个观念是有欠缺的。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提出，这种现象也许仅仅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是这种发展而不是文化扩张导致地方文化消失。全球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以及全球化的融合，降低了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因此，把全球范围的发展归咎归于某一个国家是有误导性的，应该说每一个国家都受到了全球文化变迁的影响。

未来，"全球化"一词很有可能取代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而成为新的众矢之的。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地球在缩小，另一方面意味着地球日益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但是，它的因果效应确实是多方面的。这个语义含糊的词涵盖了现代化的多重特徵，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展，技术以及科学理性的传播等。然而，其核心思想没有变，即文化与社会并不必然与民族国家的疆界重合。换言之，现代大众文化的传播也许并不是美国使然。

最近几十年，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国际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反美基调，转向更加国际化，目标不具体。甚至那些美国的主要批评家也向这个方向作出调整。早在1980年，阿尔芒·马特拉特就对"文化帝国主义"被滥用提出警告。他强调，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外来势力的阴谋；那种情形只有在国际与地方(精英)力量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出现。

如果美国文化主宰这一观念如此令人置疑，为什么几十年至今，反美主义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大肆膨胀呢？究其原因，与其说与美国有关，不如说与抗议者自身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反美主义，对这一现象的表达方式各式各样，受制于地理环境与历史周期的影响。现象的形态与内容不但因地而异，而且因时而异：每个时代、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反美形式。在20世纪，这些批评大多集中在美国文化输出的经济层面；在21世纪，人们似乎更担心美国强权的全球政治影响。

法国的反美主义在冷战时期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裂中产生。当时社会舆论谴责美国的扩张主义、北约、以及所谓美国艺术的腐蚀性影响──这些是令法国精英，而不是选民大众，惊恐不安的问题。相反，"美国的生活方式"对那些热衷消费主义和提高生活水平及经济增长的法国年轻一代来说，有着强大吸引力。

法国的例子很有代表意义，因为它反映出文化反美主义的根本矛盾：在任何时期，反美主义一向与崇美主义形影并存；只有反美而无崇美的现象，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是不可思议的。反美主义与崇美主义的对立代表了两者相互依存的必要条件：高度期待与极度失望一向相互交织。

大多数强国都有过这样的基本历史教训：强权导致怀疑，一个强国的影响越大，其他国家就越反感。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时期，甚至在冷战期间，一些政治与文化观察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提醒美国的决策者注意这种势态的后果。正如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言，随着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其他国家的人不可避免地"憎恨那些凌架于自己之上的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如此。当我们思考全球化以及美国的作用时，也许应该记住这位智者的话。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