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丝·谢利是位于华盛顿市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外交学院教授，也是该校跨国犯罪与腐败研究中心(Transnational Crime and Corruption Center)的创建人兼主任。作为著名的跨国犯罪与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她着有《维持苏维埃社会治安》(Policing Soviet Society) 和《犯罪与现代化》(Crime and Modernization)等书，以及关于跨国犯罪问题的诸多文章及书籍章节。

二十世纪末新出现的一个现象是，犯罪、恐怖与腐败同时全球化，可谓构成了"非神圣三一体"。这种现象不但可以在最贫困的拉美与非洲国家看到，而且也出现在繁荣的欧洲腹地。从拉美的三边地带到西非的冲突地区，从前苏联到西欧的监狱，犯罪与恐怖团体在联手运作，而腐败则为其推波助澜。犯罪与恐怖主义活动也在澳大利亚、亚洲、北美地区相互交织。刑事案的证据显示，这种融合是广泛存在的。

这个非神圣三一体的复杂性在于，它不单纯表现在恐怖分子以犯罪活动养恐怖活动，也非仅表现为有更多的非法货物在国际流动。应该说，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全球化的犯罪网络与恐怖分子相互合作，靠着四处的腐败，两者都能成功运作。

在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进行人为区分的做法其实是基于对两者的过时概念。那种所谓犯罪分子犯罪是为利润，而恐怖分子完全是为政治目的的观点，不符合今天的现实。事实上，犯罪分子不再属于像西西里的黑手党(Mafia)和日本黑道(Yakuza)那样的对国家不构成威胁的等级森严的组织。恐怖分子常常通过犯罪来维持自身，在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之间频繁变换身份。两者的联网结构使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得以联手，彼此不一定清楚对方的背景，但双方可以直接合作，或通过各自的协助关系联系。例如，在洛杉矶市，那个为9.11劫机者提供签证文件的语言学校，同时也为一个大型人口走私集团的妓女提供了签证文件。反过来，这个走私集团从事的身份盗窃活动，可以为恐怖活动提供便利。

有人以为所有这些都是全球化带来的，其实并不然。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历来都有跨境活动。早在30年代，美国的意大利黑手党成员就到日本神户和中国上海从事毒品交易；此外，美国有许多犯罪团伙成员为躲避美国执法部门的追踪而逃到中国。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的成员得以在境外的爱尔兰人社区避难，这些海外社区还向爱尔兰境内的爱尔兰共和军组织提供资金援助。

但是，不同过去的是，如今这两种形式的跨国犯罪活动的交往速度加快，频率增高，其紧密合作程度今非昔比。

2004年6月，一些矿工在塞拉里昂东北部靠近几内亚边境处淘洗钻石。由于该地区的这些"冲突钻石"被用来资助当地的血腥武装斗争，联合国从2000年至2003年6月禁止塞拉里昂出口钻石。 (BEN CURTIS AP/WWPPhotos)

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都发展了国际网络，将其活动、计划、后勤分散到世界各大洲，使基于单一国家的法律体系难以应付形形色色的国际犯罪活动。国际犯罪分子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全球人员、资金、物资流动的增加为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在人、财、物方面的流动提供了绝好的掩护。恐怖分子与跨国犯罪集团为占领市场、保持活动和不被发现而变得全球化。

全球化联系

国际有组织犯罪将其活动全球化的原因与合法的跨国公司全球化的道理相同。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分公司是为了利用劳工及原材料市场的好处；非法生意也是如此。无论合法还是非法，所有国际商家为满足生产、销售和发行需要都要建立全球设施。由于通讯及国际运输业的变革，非法企业能够扩大地域，利用新经济环境中的优势。同样，恐怖分子也变得全球化，从而在国际上招兵买马，与海外侨社比邻而居，并得到后者的后勤与财力支持，还可以同较富有的社区发生联系。

冷战的结束对跨国犯罪的崛起具有重大影响。伴随超级大国对抗的结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区域性冲突大幅增加。不幸的是，这些冲突的武器与人力来源往往是通过毒品、钻石、人口等非法贸易，与跨国犯罪活动相关。这些冲突导致空前数量的难民，进一步□ '7d坏当地的合法经济，于是那里便沦为恐怖分子招募成员的理想地区，或成为恐怖分子从事策划和训练活动的天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科技突飞猛进，十分有助于国际非法活动的发展。民航交通的兴起，通讯业的发展(包括电话、传真和快速的互联网通讯)，以及国际贸易的增加，都方便了货物与人员的即时流动。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充份利用互联网聊天室的匿名制以及其他电脑通讯手段，计划和实施恐怖活动。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就是利用公共电脑发送信息，购买机票。同样，哥伦比亚的毒品走私犯运用加密的电子通讯手段来策划和完成交易。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并使国家干预减少。提倡全球化的人士认为，进一步减少国际监管、贸易壁垒与投资障碍，将会增加贸易，促进发展。但是，有助于全球化的这些条件也对犯罪活动的扩张有重要意义。犯罪团伙与恐怖分子利用监管的大幅减少，利用边境控制的松懈，利用由此而来的更多自由来扩大其跨境活动，并向世界其他区域扩展活动空间。他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联系速度越来越快。虽然合法的贸易发展始终受到边境控制政策、边境官员、以及官僚体制的管理，但跨国犯罪团伙却随意利用国家法律体系的漏洞，把手伸向四方。他们前往那些无法引渡他们的地方，在法制不彰、执法不力的国家建立活动基地，在实行银行保密或缺乏有效管理的国家从事洗钱活动。通过化整为零，这些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收获着全球化的好处，并在同时降低了运作风险。

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贸易突飞猛进。在合法商品的大量流通中，非法商品也在增加。如何在合法物流中发现非法物流，是巨大的挑战。船运货物集装箱被检查的比例非常低，这为毒品、武器、假冒品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因此，金枪鱼船可被用来运毒品而逃过检查，蜂蜜公司可被基地组织利用调遣资金、创造利润。

最近几十年，各种形式的全球犯罪均有所增加。毒品交易是第一个利用全球化某得最大利润的非法行业。犯罪分子从毒品交易中获取暴利，许多恐怖主义团体则把毒品走私作为资金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毒品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执法力度不断加强，毒品走私的利润也因竞争与风险增加而下降，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进而转向可以利用全球化经济之便从事的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动。他们通过更多的军火走私及人口贩运捞到大量经济好处。此外，濒临绝种物种的非法贸易，危险废弃物的非法交易，盗窃艺术品及古董的交易，假钞交易，以及信用卡的全球化犯罪等，都有明显上升的趋势。犯罪团伙与恐怖分子插手于所有这些活动，有时甚至连贯作业。

此外，一个相当规模的服务业应运而生，专门为各种各样的跨境犯罪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提供假文件、洗钱，甚至还有高级专业人员为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提供法律、金融以及会计服务。位于华盛顿市的里格斯银行(Riggs Bank)便是一个例子。这家银行的合法顾客曾包括美国历任总统以及诸多国际社会的外交官，但在近年它受到为赤道几内亚的独裁者洗钱和协助恐怖分子转移资金的指控，并因此被罚款2500万美元。这个案子说明，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的活动并不是一贯躲在地下经济中，而是常会与合法的经济体系交织在一起。

1. 警官查验2005年11月在危地马拉截获的200公斤可卡因。(Jesus Alfonso ©AP/WWP) 2.一位巴基斯坦海关官员检查2005年6月在卡拉奇没收的近1500件古董，这些古董价值达数百万美元，走私者已被逮捕。 3.2004年10月，联合国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大会，会上展示了虎皮及其他实物。

怎么办？

在国际安全问题上，必须对思维模式作重大改变 。如果我们继续坚持那种过时的人为区分方式，即犯罪分子的动机是利润，恐怖分子的动机是政治与宗教冲动，那么，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执法机构以及军事战略家就不能有效打击这种新的广泛存在的跨国犯罪网络。

各国政府以及国际多边组织必须摆脱冷战时期的旧安全模式，即把民族国家冲突看作是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因此认为可以由各个国家来控制国际安全。例如，用把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材料统统封锁的方式来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这也许是英明的战略构想，但却有着致命的缺陷，因为，如果不考虑由腐败泛滥和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网的活动带来的威胁，那么，国家控制其实是给人一种安全假象。

解决相互交织的全球犯罪、恐怖主义与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产生和扶持它们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这三大邪恶全都与下列问题紧密相关：国家间的经济不平衡，专制政府，以及世界许多区域缺乏机会。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必须认识并解决激起恐怖活动的失落无助感，在伊斯兰教人口中尤其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来说，就业机会与谋生手段极其重要，一旦有了这些──例如阿富汗和拉丁美洲的农民，就不必再靠种植毒品养家糊口。

犯罪常常被误认为是恐怖主义的边缘问题之一。2001年9月11日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把无数资源从对付跨国犯罪转移到反恐斗争中。对于军方和情报界等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严重错误。打击犯罪不是一个边缘问题，而绝对是反恐斗争的核心所在。例如恐怖分子在2003年3月11日制造的马德里火车爆炸案，如果监狱当局事先有足够的敏感而注意到狱中进行的阴谋策划，那么它也许是可以防止的。

洛杉矶警察局的策略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洛杉矶警察局将地方警力与联邦执法机构的力量相结合，将专家分析与传统警方工作相配合，并密切注意地方犯罪活动，成功地挫败了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以及那些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和协助的组织。通过扩大合作，减少官僚壁垒，洛杉矶市警察能够在既没有专门法律手段、也未违反任何法律权利的情况下，打击恐怖主义。

如果跨国犯罪分子与恐怖分子等非国家的犯罪和恐怖势力的威胁在未来几十年中继续上升，那么，未来我们就必须有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更为协调的立法措施，以及更多的情报交流。在实行反跨国犯罪和反恐怖主义的政策的同时，我们仍必须尊重人权，避免采取那些更加导致激进化或滋生恐怖主义的措施。我们如何把握这一模式的转变，认识到犯罪、恐怖分子与腐败的有机联系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决定我们能否成功地保存全球化的优势，不使其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受到危险的利用。

本文表达的看法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