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时期个人权利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平衡关系
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
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
弗莱彻·琼斯政治哲学教授兼政府学系主任
马克·布利茨
9月11日攻击美国的恐怖主义事件造成的诸多影响之一，是针对某些公民自由权利的激烈辩论。被怀疑是恐怖主义分子的人是否应在法庭上受到与其他嫌疑人不同的待遇？是否应更严格地控制非美国公民在美国的活动和行踪？我们是否应开始使用国民身份证？随着被怀疑是恐怖主义分子的人受到关押和审判，随着新立法的通过和原有立法被重新解释以便可以对通讯和金融交易进行更严密审查，其中几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辩论阶段。
美国公民自由的背景
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行动都是在一个背景下进行的，这种背景在很多方面比当前的辩论本身更能说明公民自由。美国人长期享有并支持全面的公民自由，范围从保证言论自由、容忍不同宗教到享有同等的法律保护。
当前这场辩论涉及的背景之一，关系到保护公民自由这一根本问题。另一个背景因素是，美国人做出具体的政治和法律决定的方式。法院、国会和总统各司其职。关于重要问题的立法意向通常由总统提出，但法案只有经国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而这通常都是在经过重大修改之后(如果法案确实得到通过的话)。在战争和紧急状态期间，总统的行政权和他作为武装力量总指挥的正式地位具有更大的法律效力，他提出的紧急方案都会迅速得到审议，但即便是在这种时刻，国会仍可以进行修改。9月11日以后，一些对应当前和长期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法案迅速在国会以绝对优势获得通过。但是，总统提出的成立一个内阁级的国土安全部的建议进展较慢，情形类似于讨论普通法案时固有的讨价还价。
总统的权力在战争时期特别强大，因为战争要求资源调动和军事决策由一人承担。美国的法律和惯例在战时赋予总统广泛的行政权。不过，在"9·11"恐怖主义攻击这个具体情况下，这种权力有多大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反恐行动的范围、持续时间和方式在很多方面有别于常规战争。国会仍肩负着重大责任，通过举行听证会、批准立法和控制预算来确定使用行政权的限度。
法院 ─ 主要是最高法院 ─ 能裁定立法和行政措施是否符合宪法。此外，法院能在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时自由处理具体申诉。事实上，尽管目前有关公民自由的辩论所关注的是有关移民改革等领域的立法行动，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法院有关，因为法院负责裁决涉及总统及其内阁行动的具体案例。
目前的争议
目前，围绕公民自由和对付恐怖主义的措施的主要争议是，恐怖主义案件中的刑事被告应有哪些权利，对那些被怀疑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或掌握有关这些活动的重要情况的人施行关押是否公正，以及在阿富汗和其它地方抓获的作战人员的身份待遇。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衡量待遇的标准是40年来给予美国公民越来越多保护的那种标准，它从宪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宪法本身已经有相当高的标准。这种对处理犯罪的正当程序的高标准要求，是理解当前的辩论的第三个重要的背景因素。
在美国司法体制中，每个人，包括穷人，都享有以下基本保障：
- 在刑事案中保证有聘请律师的权利。
- 只有在完全符合严格程序的对嫌疑人住所的搜索中查找到的物品，才能在法庭上被用为针对他的证据。
- 嫌疑人必须被告知他们无须同警察交谈，他们在未被告知这一点以前所说的任何话，都不能在法庭上成为证据。
- 使用强制手段的警察应受惩处，强行得到的证据，如供词等，不得在审判程序中使用。
- 嫌疑人必须迅速得到审理，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受的指控。
在上述以及其它方面，这些保证"法律合法程序"的措施的实际含义可以成为持久争论的话题，但从根本上讲，它们限制了政府检察人员的行动，并保护被告人不受不公正的起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前的辩论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同政府根据《美国爱国法》采取的行动有关。该法在"9·11"攻击事件发生后得到国会批准，它赋予政府几种新权力，可以进行以对付恐怖主义嫌疑人和那些帮助他们的人为目的的窃听，电脑网上活动监视和金融交易监督。
有些评论人士最初担心，这些权力将使政府过度侵犯私人生活。由于这些新权力必须根据得到确立的程序行使，也由于宪法禁止无故搜查和没收，过度行使权力的可能性降低。全国各法院在继续积极参与，以便给这些加大了的调查权确定限度。
第二个问题的核心是，政府大量利用现有法律，在监狱中关押可能是恐怖主义分子的人以及那些被怀疑帮助他们或掌握着关于他们的有用信息的人。"9·11"之后不久，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把这种活动同罗伯特·肯尼迪在60年代任司法部长期间对有组织犯罪活动采取的措施相提并论。例如，那些可能掌握有关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动的情况的人，因违反签证规定而受到有时是长期的关押。有些人对政府的强力做法提出了总体上的质疑，但特别引起广泛争论的是关押问题。
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格拉迪斯·凯斯勒最近做出裁决，政府必须公布在押的人员名单，因为政府一直没有这么做。被关押者一直能自由地徵求律师的意见，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也一直能自由地公开他们被关押的情况。但是，司法部希望一般不公布名单，因为他们担心恐怖主义分子会利用这一信息，还担心这会给在押人员带来危险，特别是在他们返回他们的国家后。这个问题将在政府就凯斯勒法官的裁决向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后，得到最终解决。
第三类问题同审理恐怖主义嫌疑人有关。政府对外国国民、美国公民和可能直接受到犯有战争罪指控的作战人员区别对待。关于作战人员，人们最初的担心是，政府计划利用军事法庭审理这些人，他们或在战斗中被俘(如现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人)，或在从事军事活动时被俘。公布出来的有关军事法庭的规定说明，最重要的正常程序保障仍然有效。此外，授权成立这类法庭的总统令也不排除在民事法庭审判恐怖主义嫌疑人的可能性。
目前引起争议的最后一个问题不那么具体。即使政府检察和调查人员依法办事，一些维护公民自由的人士仍然认为这些行动 ─ 扩大收集信息，严格实施移民法和成立军事法庭 ─ 制造了一种对自由辩论不利的气氛。
另一些人则反驳说，政府和公众对一些阿拉伯裔美国人和一些来访人士在"9·11"以后受到的不良待遇迅速做出反应、就如何最好地应对恐怖主义进行全面公开的政治讨论、以及遵循正当程序采取司法行动都证明了公民自由深刻的重要性及其不折不扣的存在，同时证明即便在困难时期，也仍然存在严格的宪法权力平衡。由此看来，美国公民致力于公民自由的决心同他们支持打击企图剥夺公民自由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意志，一样坚定有力。
布利茨曾任美国新闻总署副署长本文所表述的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