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国者的心历路程：
"9·11"和美国的自由
长岛大学南安普敦学院英语和写作专业教授兼《时代周刊》撰稿人
罗杰·罗森布拉特
我写这篇文章时，距离"9·11"事件一周年大约还有一个月；我是在纽约长岛这个小镇上从电视中目睹了那场攻击事件，但这里宁静如故。我在努力记录自那个可怕的日子以来的心历路程，它既有爱国主义色彩，也反映出思想在一个自由国度的流传方式。爱国主义在美国，或在任何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下，都是不稳定的，与个人思想受到更大控制的国家相比，它在这里表现得更加难以捉摸。在这里，爱国之情时而热情奔放，时而又是有条件和苛刻的。它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因为自由的一个宝贵而危险之处就在于，头脑和思维是自主的。
在夏末的日子里，我住的小镇同"9·11"之前没什么两样，特别是周一到周五，度假的人比较少，海湾中不是汽艇而是海鸟的世界。鸬鹚落满船桩；白鹭在沼泽中昂首阔步；一种潮湿的气味飘散开来，隐隐幽香。天空大部份时间蒙着一层淡蓝色的薄雾，微风吹拂着树梢的枝叶，它们的颜色这几天开始变深，预示着又一个季节的到来。如果你在一个早上问我的任何一位邻居感觉如何，他会说："好极了"，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尽管在去年的大屠杀发生后，人人知道这一切安宁都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
什么事都能发生。约翰·古尔的剧作《莉迪·布雷兹》中一个倒下的人物说过："命运无常。" 这种感觉有时是一种乐观的表示，例如在买彩票的时候；而更多的时候它却夹杂着苦涩，由现实生活中受挫而产生的苦涩，因为它让人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什么事都能发生 ─ 癌症、车祸、飞机撞入大楼。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自"9·11"以来围绕爱国主义思想发生的情形。由于思想在美国可以任意驰骋，这些日子里它已经有多次转向 ─ 比我一生中经历的其它任何时期都多。在争取民权时期和60年代，特别是越战期间，曾经有过爱国主义的种种爆发和表现，但从未像去年那样多种多样。各种极端思想，若不称之为感情的话，更加鲜明突出；而同一观点中又有着更多微妙的区别。此外，由于"9·11"事件后国家没有再受到攻击，所以，大脑并不总是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现状的思索，这样，关心国家自然而然地变成关心家庭、狗、厨房和所有那些不知不觉地组成美国生活的东西。
在攻击事件刚刚发生后，爱国主义既强烈，又哀伤。我们大多数人悲愤交加，感情澎湃。这是一个人在受到如此残忍的攻击时必有的反应。从我的田园居所，我看着我的同胞、我的城市被毁，我想要狠狠地回击 ─ 不仅为报仇雪恨，尽管这种感觉很强烈，也为保护我自己、我的国家和我的家园。
一连好几天，人们看着从废墟中拖出的一具具尸体，妻子、丈夫和父母焦虑的面容。我们得知了熟人的死讯。我们参加了葬礼。我女儿的一位朋友的未婚夫遇难了，他当时在世贸中心的一个塔楼里当交易员。有1000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几乎全是20多岁的年轻人，命运的莫测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人们挣扎地钻出令人窒息的烟尘的画面。消防队员遇难了。警察遇难了。一位孩子失踪了的父亲茫然地表示，他希望孩子仍在城里什么地方游荡。
很快，悲愤中又多了一种东西，一种更平静、更有思考的东西。人们开始看到一种通常不与美国人联系在一起的特徵 ─ 人的最基本的高尚。我们所目睹的很多英勇的、不倦的救援行动，都是恪尽职守的高尚，工作的高尚。这是普通人的高尚，是一个在恶境中复苏、也始终存在于美国潜意识中的传统美德，犹如19世纪的《荷锄男子》，20世纪的"美国大兵"。而救援人员间的相互关照和大多数美国人当时表现出的同情关爱则是对高尚的更深一层的揭示。从灰烬中，真真实实的灰烬中，升华出人们用仪式表达的对生命宝贵意义的敬重。凡是看到过救援人员摘下安全帽，为覆盖着国旗的遗体让出通道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
人们对爱国的思考扩展了，对发生的事件变得更敏感。人们按照自己看待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历史角度，对政府的决定做出反应。攻击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只有那些希望思维新颖或逆潮流而行的人，才同蒙受灾难的国家唱反调。但此后不久，当司法部和其它方面开始提出建立军事法庭、打破律师为当事人保密的原则、在没有提出指控或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关押嫌疑人的时候，很多美国人为之震动，惊呼"哇！" 其后，当人们得知，根据《美国爱国法》 ─ 它由国会批准、布什总统2001年10月签署成为法律 ─ 联邦调查局开始在图书馆里调查人们在读什么书的时候，他们再次惊呼"哇！" 我猜想，每个文明都是从当权者检查人们的书目开始走向毁灭的。
爱国主义要求不对这些企图俯首贴耳。这个国家的一个明智之处在于，它自身具有纳入反叛意见的机制 ─ 不是对原则的反叛，而是对掌权者的反叛。只要我们发现掌权者背离了原则，我们就有动力，而且确实是有责任，挫败他们。
其它一些格格不入的说法也开始冒头。有些人宣称，我们打击"基地"组织的战争是正义的，因为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而这，正与驾机撞楼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穆罕默德·阿塔的想法不谋而合。上帝是站在塔利班一边，他们就是这样才取得成功的。但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可能也曾怀疑过他同上帝的关系到底有多牢。"9·11"那天，上帝在他那一边；而几个星期后坎大哈投降时，这位毛拉可能四处寻找更有用的神灵去了。
芬利·彼德·邓恩笔下的人物杜利先生曾这样说过："宗教狂热者就是那种自认为是在替上帝行事的人，他认为如果上帝了解情况一定会这样做。" 注1 我国政教分离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为防止出现国教，而且是为防范国教造成的后果，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断定上帝站在我们自己一边。人们当然愿意相信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恐怖主义分子是罪恶的，而我们是正义的，任何值得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灵都应当能看到这一点。但是，不自视知道上帝的意图对国家要好得多，有益得多。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宗教信仰最强的国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把宗教视为个人财富。
因此，爱国思考开始对那些更可怕的倾向警觉起来。在10月和11月，很容易把每个穆斯林都看成是扔炸弹的人 ─ 虽然这次不把他们关进拘留营，但一定得监视他们。值得庆幸的是，公开骚扰的事件非常少。布什总统毫不迟疑地站出来提醒我们，阿拉伯裔美国人也是美国人，这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开始变得公式化。有人委婉地用了"种族归类"这个词。用这一切来检验一下爱国主义怎么样？这个国家是由我们让进来的所有人组成的，而一些我们请进来的人却要消灭我们。当我们声称尊重所有传统和信仰时，我们确实当真吗？像过去一样，我们开始意识到开放门户的可怕，而我们自己都是心存感激的开放门户的受益者。
这类和其它一些想法既没有定型，也没有一定之规；它们完全是时局的产物。美国人在思考爱国主义时，与在考虑政治候选人、啤酒和冰激淋风味时没什么两样。它随潮流而动，它就是潮流。混杂在其间的是这个国家的自我嘲讽；滑稽电视主持人大肆嘲笑总统的口误；总统本人说："他们误低估了我"；这个国家永远而且有意分不清尊重与嘲弄；我们有把一切当真，又对一切无所谓的态度，开乌萨马·本·拉登的玩笑也不例外。如果有人不怕麻烦对这些进行思考的话(有谁做了？)，他就会发现，自我解嘲也是爱国主义的一部份 ─ 畅怀大笑被视为言论自由。
混杂其间的还有美国自由散漫的倾向。即使是在紧急危险时刻，大脑也会不知不觉地溜之乎，这或许因为，我们一般生活优裕，可以如此行事；也或许因为，梦想是这个国家的传统，这个国家本来就是梦。其它国家的人认为，因为我们能干，我们也就想干，但我们更清楚自己。尽管我们早有这种名声，但美国人的头脑自由散漫比别人指称的要多得多。 我们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人物都是大梦想家，如哈克、霍尔登、瑞普，注2 还有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大梦想家，如杰斐逊、富兰克林、爱迪生。我们在星球上下驰骋。我小的时候，老师会在我注意力开小差时抓住我，尖声地问我那个老问题："罗杰，你想回到我们中间吗？"而我总在心里说："不那么想。"
同自由散漫相关的是，我们愿意当局外人 ─ 尽管"9·11"后我们知道必须向一个中心靠拢。但我们的历史禀性使我们只能聚拢一段时间，然后就会要自己脱离中心。我们这个国家一个奇特的可爱之处是，不仅大多数人感到身在局外，而且我们几乎不知道有谁自认为身在局内。如果你要相信总统候选人所说的话，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沾过首都华盛顿的边儿。那些前众议员、前参议员们，肯定是在环城公路上，从他们的汽车里投的票。华盛顿以局内人士云集而著称。但作为局内人士 ─ 这个词潜在的含义是 ─ 不仅身在权势之中，而且看问题观点不正，或心术不正。而做个局外人却可以自鸣得意，因为只有精英才能这样做。有战争也好，没有战争也好，我们总是既身在事件中，又置身事件外。
在民主国家谈爱国，犹如搅和怪味汤。一个人尽可以深深地爱美国、爱一点点、爱它、弃它或者根本不爱它。令人越发心存感激的是，特别是在压力大的时期，我们有第一修正案，有坚定维护制定修正案能力的宪法，允许人们说出所有那些我们不想听的话。几年前，一个职业棒球队的替补投手公开说，他受不了纽约地铁上那么多拿救济金的母亲、同性恋和移民。人们大叫："他不能说这种话。" 但我们的体制的绝妙之处在于，他不仅能说这种话，而且如果愿意，甚至能把国旗踩在脚下，而我们虽不愿听到和看到这些，但是容许他。第一修正案适用于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对那些蠢驴特别适用。
命运无常。这是"9·11"的教训。9月11日你在哪里？更确切的是，9月10日你在哪里？生活的突变，就象自由大脑的运动一样，仍在我们的控制之外。爱国主义本身在自由国度中就是没有控制的 ─ 愤怒、悲伤、同情、互相欣赏、批评、自我怀疑、取乐、落入梦幻和个人独立。国家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思想意识的经历，对一个从思想意识中产生出来的国家尤其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懂得了些什么的话，那就是，自由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还要困难和复杂。
到了四、五月间，这个国家几乎完全不去想阿富汗或乌萨马了 ─ 我们从录像带上看到他已是好几个月前的事。这不是奥韦尔的《1984》的社会；我们不是生活在那种有能力蓄意煽动起仇恨的政府下。这并非是我们忘记了安全的需要，或甚至忘记了惩罚罪犯的意愿。然而，这些想法被其它影响我们生活的事情和其它新闻湮没了。如今，以色列成了恐怖主义分子攻击的主要目标，欧洲的反犹风潮也死灰复燃；很多大公司成为偷窃民脂民膏的大扒手，使无数人的生活毁于旦夕；股市象石头一样一落千丈；棒球选手和球队老板出于贪婪，给这个赛季作梗。
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中处于什么地位？我们同世界其它地区处于什么关系？我们不太愿意去考虑世界上其它的地区。大公司喜欢把世界看成客户。但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广大的世界仅仅成为遥远的发生水灾和地震的地方，特别是俄罗斯从敌人转变成(某种)朋友以后。人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更了解穆斯林世界的话，我们就算不能阻止"9·11"事件，也能预料到它的发生。我们还被告之，如果我们更了解世界上敌视我们的人，我们就会让他们脱离贫困，让他们不再对我们一无所知 ─ 当你们了解我们时，会发现我们是多么好、多么正直、多么公平、多么喜爱欢乐。
然而，当这些真诚愿望同爱国主义相交时，爱国主义将它们冲淡了。自"9·11"以来，每出现一次痛心疾首的自我检查，就会产生两次这样的感觉：让世界上其他人都见鬼去吧。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存在而道歉？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国际关系史上犯下过灾难性的大错，它们是否比那些对我们咬牙切齿的国家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而且我们想知道，历史上还有其它哪个国家为这个饥饿、贫穷、遭受战争蹂躏的星球做过这么多好事？我们要指出，我们进驻波斯尼亚纯粹是为了伸张正义，别无它求。穆斯林国家在叫嚣打倒超级撒旦时，也许要想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我们对外围世界的情况和态度的意识，很可能丝毫也没有帮助我们更靠近它 ─ 除了表现在某些最无力的一厢情愿中。我认为我们有权利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民没有做过任何应遭受谋杀攻击的事。如果教育能在将来有帮助的话，尽可让所有人都受教育。但这是一个与狂热分子的疯狂决定不相干的问题。
"9·11"之前我能想到自己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吗？我不知道。什么事都会发生；命运无常。种种事件对一个人的爱国主义的考验，就是自由的头脑每天都接受的考验。在很多日子里我根本不去想"9·11"，不去想"基地"组织和伊拉克，甚至不去想我们处在战争或紧急状态。如果说从那天以来有什么东西一直不变的话，那就是痛苦的形像。被杀害的新闻记者丹尼·珀尔的妻子和一月初被敌人打死的第一位美国军人内森·罗斯·查普曼的父母 ─ 他们在接到人生中最坏消息时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质，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美国的爱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做得到的具体事情上。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的社区。更高层次的感情会变化、扩大、转向，往复。这个国家所具有的 ─ 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的是，一种特别的多变性。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断寻找更高尚的表现存在的形式。"9·11"事件突出了这种努力，由于我们对自己做了更仔细的审视，因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有变化，很可能变得更好。
在八月底的这些傍晚，夕阳凝结着余辉放射出更强烈的光芒，而后渐渐消失。篱笆的投影提前了，露出凋零的迹象。离这儿不远，溪流汇入海湾，海湾穿过海峡，那里有坐桩垂钓的人们，怀着最大的期待；海峡渐渐开阔，形成了又一个更大的海湾，然后汇入大西洋。我有我的位置。我们的国家也有它的位置。我们确信我们对自己和他人都有某种意义，我们有生存和成功的良好理由，我们还将寻找更多的理由。
注1 马丁·杜利是芝加哥一家报社记者芬利·彼德·邓恩笔下的一个虚构的19世纪末的酒吧老板。杜利先生操着浓重的爱尔兰移民的口音，同他酒吧中的爱尔兰裔客人谈论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一针见血、辛辣幽默。 (返回原文)
注2 哈克·费恩是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霍尔登·考尔菲尔德是J·D·塞林杰的小说《麦田守望者》中的主人公；瑞普是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中的同名主人公。 (返回原文)
罗杰·罗森布拉特是《我们立足的地方：爱国的30个理由》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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