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探讨了"经久不衰的社会契约"──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之本及国家社群与文化特徵的来源。作者写道："从一开始，美国政治主流中的乌托邦思想就微乎其微，通过社会规划建立一个理想国家或一种理想的人类生存条件的观念非常淡薄。反而是奋斗与转化的根本条件，无拘无束的生活经历，激发了国人的抱负。"自由、个性主义、流动性和实用主义等词语"激发了美国精神"，格外发人深省。目前全国上下就美国价值观展开的辩论并不意味着价值观遭到摒弃，而是对它们在更广泛的环境中的适用性的考验。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美国民主试图解答的一个难题。

"政治活动渗透于美国上下，实乃眼见为实。你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会惊异于一种喧嚷……追求幸福之努力莫过于此。"

—── 《美国的民主》，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若想说明美国社会的本质，往往首先要引用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9世纪所写的名著《美国的民主》中的这句话。令人赞叹的是，150多年前问世的这本描述一个被认为是永恒变化、不懈地追求现代化以及完全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国家的著作，今天仍是对现状的真实写照。更令人称奇的是，虽然托克维尔的研究对象是主要生活在乡村的清教徒，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沦为奴隶的美国黑人)，但其研究结果竟然同样适用于今日这个城市化、工业化及文化上多元化的国家中的亿万熙熙攘攘的居民。

如果19世纪上半叶发表的评论仍然适用于(21世纪初)的美国，则有理由认为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持久不变的"核心"本质。但要理解这一本质，必须认识到美国的国家意识与传统型社会不同，其特性并非源自信仰、种族和记忆的纽带。论述美国特性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将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的因素以及组成一国文化的因素。

根据美国对美国公民的界定，正式成为美国人不一定要祖祖辈辈生活在美国，或属于在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民族文化或宗教传统。美国人，作为个体，是各种历史 文化的成员，但他们共享的东西又极为不同。他们的国家整体以一个经久不衰的社 会契约及其激发的充满活力的进程为核心。本文旨在抓住这个契约的精髓，并说明 这一进程的发展变化。

选择与责任

成为美国大家庭的一员只要求必须做出成为美国人的决定，这个政治性决定也包含 着道义内容。所有美国人，包括出生在美国的人，都被认为是自愿成为美国人的， 而不仅仅是由于历史传承。实际上，热衷于"选择"可能构成了社会的核心推动力和价值观。这种自由的积极状态不仅排除了政治或经济束缚，而且提供了一个从丰富多样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机会。美国文化极力推崇这种价值观的一种最表面的现象是，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商品种类形形色色，甚至往往过于多样复杂。

热衷于选择的更深一层的内涵是，逃离祖辈文化中没有出路的生活并在新世界中开创出自己选择的生活，人们对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很多美国人重复着这种迁移模 式，或通过迁往西部各州的移居活动，或象征性地在职业生涯或社会生活中寻找新 的起点，创造第二次机会。尽管美国印第安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惨痛经历长期以来 使这个国家的选择精神遭到了质疑，但他们也逐步提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要求， 并要求享有美国人与生俱来的选择权。

美国人相信自我造就并推崇"白手起家的男人"，现在还有"白手起家的女人"。这种观念的核心是坚信继承的家业和出身远不如一个人为自己选择的目标以及为此付出的努力重要。美国式英雄"出身平凡"，"靠自我奋斗出人头地"……除了下文将谈到的顽固不化、将人引入歧途的种族隔阂，美国人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是，出身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好处，但不会决定他们的命运。

涉及社会与经济的自由意志观尽管作为一种假定和一种理念解除了禁锢，但也把掌握自己命运的责任加在个人身上。在一个永恒变化的社会，社会或经济均无绝对性 可言，没有任何人能以任何理由为不能改善生活开脱。当志气受挫，致富无路时， 美国人认为事物的发展出现了反常现象。

虽然热衷于选择是美国个性主义的驱动力，但它也起着矫正自私行为的作用。尽管在传统性较强的社会看来，美国好似由作为社会自由落体的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国 家；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背弃社会责任感，只是抛弃了世袭制基础。

美国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喜做义工，而且乐善好施。他们自愿接纳一系列自由选择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把他们的个性主义融入社会宗旨之中。如果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和拉美人惊异于美国人缺乏大家庭观念、宗族纽带和阶级界限，那么美国人也惊异于传统文化成员的吝啬，在美国人看来，他们不愿利用与宗教和家庭无关的义务奉献的机会，而且不愿为有意义的事业提供经济支持。

折中主义的价值观体系

美国社会已将提倡选择的道德观与数不胜数的各种传统、理念和机遇相结合。形形色色的人群及习俗在美国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大多数族群在从自己的家乡移民到 美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巨大变化，这促使人们对不同的风尚和礼仪──特别是食品─ ─进行尝试、借鉴及融合。这种在历史同一性更强的文化看来可能显得混乱的折中 主义，在美国形成了一种价值体系和一种活力的象征。它最终赋予美国大部份艺术 和文学以国家特徵。美国的艺术家、作家和建筑师在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中行使取 舍和选择的特权，将各种元素组合成一个新的美国式整体。

美国的价值、理念与特性体系的核心推动力早期通过全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句话得到了最生动的表述，《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年)将 这种权利列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并没有宣称他的同胞和全人类将享有幸福，而是享有"追求"的权利。从一开始，美国政治主流中的乌托邦思想就微乎其微，通过社会规划建立一个理想国家或一种理想的人类生存条件的观念非常淡薄，反而是奋斗与转化的根本条件，不受束缚的生活经历，激发了国人的抱负。"自由"、"流动性"、"个性主义"、"机遇"、"能量"、"实用主义"、"进步"、"复兴"和"竞争"等鞭策着美国人的概念发人深省。这些概念不是枯燥空洞的词汇，它们说明了美国精神。

比尔·克林顿于1992年竞选总统并获胜。他选择了美国语汇中最能引起共鸣的一个词──"变化"，作为他的竞选口号。在美国文化中，"变化"一词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一种希望，即每一次变化都会改善现状。但对于变化的确代表进步的乐观期待之强度远远不及不欢迎、甚至惧怕永久不变的权力或政策的强烈倾向。在审议宪法草案的辩论中，托马斯·杰斐逊警告说，如果不能保证总统换届，即便是只允许总统享有一个以上的四年任期，也可能导致事实上的终身制。杰斐逊的考虑基于美国的基本信念，即主权在人民手中，只是暂时地、有条件地赋予当权者。

限制权力

美国体制具有淘汰性和对立性，其目的是为反对专权提供一种保障。任何政党或个人掌握权力的时间都不能过长。人会腐化，政策也会变得僵化。一个政党占据白宫 的时间太长，会引起选民的不安。任何一套观念或任何一拨领导人都不能长期令人 信服。正是体制的动态发展给美国人带来了他们需要并信任的东西：力量的均衡， 通过质疑和曝光进行事实监督，提醒人们权力的欺骗性和危险性，还有变化、发展 和尝试的益处，以及同样重要的重头开始的魅力。

因此，看似矛盾的是，美国坚持在变化中求连贯，在争议中求稳定。这不仅是各持己见的选举人制度所形成的惯例，而且已成为政府自身框架的一部份。历史学家迈 克尔·坎曼(Michael Kammen)将1789年由宪法起草者创立的制度称为一种"求同存异"的制度。另一位历史学家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则写道："他们将分歧纳入文本，这是有意之举，以此作为遏制腐败和独裁的保障措施。"

这当然不是提高效率的办法。尽管美国的技术和管理提倡效率理念，但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培养出了对于长期规划、集权和过于平稳的国家决策的极度的不信任。宪 政政府有意识地通过权力分立及制衡制度阻碍统一行动。如果缺乏具有政治远见的 妥协或行政、立法及司法三个分支的政治观点不协调，这种政治制度就可能并且确 会导致摩擦和挫折，有时还会造成僵持局面。但它也为制止滥用职权提供了实质性 保障。

这种政治制度还提倡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使国家机构在很多领域都不愿意发号施令。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教育体制，没有文化部，目 前也没有直接由华盛顿管理的医疗系统。有关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的政策是通过各 个党派、选区、利益集团及地区之间的游说、协调、结盟和谈判而形成的。广大私 营部门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体现了一个开放的思想、活动和资源市场释放出的 能量；另一个重要部门是怀疑一切的媒体。

平等与自由

尽管有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但很多美国人在上个世纪对国家的作用提出了新的看法。如果一个社会只要摆脱政府的桎梏就能享受自由的话，那么当政府最恶劣的倾向得到遏制且社会能量得到释放时，政治改革的任务就完成了。不过，上述假设的 前提是基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允许人们平等地享有自由的全部益处，或者恰 恰相反，只有特定的社会成员有资格成为有效参与者。历代美国改革人士都曾要求 社会承认那些被排斥的群体，并使政府成为他们的自由的保障者，让他们能够平等 受益。这些改革人士不断受到另一些人的质疑，后者担心增加政府的权力会威胁自 由。最终，美国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是容易提出但难以回答的：平等与自由之间存在 着什么样的关系？

根据18世纪的标准，这个新兴国家通过将最终权力赋予《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民而将政治应允的理念激进化。但对美国新型政治生活的实际参与受到限制，这种种限制在当今美国人看来不可容忍，甚至难以想像。

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废除了令自由社会深恶痛绝的奴隶制。宪法第14及15条修正案随后获得批准，将政治权利赋予美国男性黑人。女性黑人在1920年宪法第20条修正案通过之后才享有同等权利，这条修正案最终将美国最大的一个权利遭到剥夺的群体纳入政治生活之中。

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进一步在立法方面巩固了政治权利。但尽管在几年中做出了审慎地、有的放矢 地落实基本政治权利的努力以及民权运动持续不断的要求，有关平等的本质是自由 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到20世纪中叶)仍没有得到解决。公正、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无论最终何时得以实现──其本身并不能确保每个人都能全面分享美国生活的许诺。任何认为这种不平等的境遇是由受到排斥的美国社区和群体"内在的"局限所造成的观点，都对美国个性主义这一观念本身构成了威胁。一个人可能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只能按照阶级、种族和性别所赋予他们的角色生活，这种想法令人根本无法接受。相反，如果不平等源于社会设置的障碍──特别是种族主义，但还包括性别主义和社会及经济因素──那么下一步提出的问题必然是：国家有何责任？

改革派一般认为，有理由在美国发展进程的框架内进行干预。在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政府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而出现。随 后，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新政政府(New Deal Administration, 20世纪中期)中，政府本身起着制衡对社会的公平性构成威 胁的社会及经济势力的作用。在20世纪后半期，社会政策环境变得更加激进，力图影响美国人准备、竞争及互动的条件。近来，社会政策还反映了有关政府作用的根本问题：在一个珍视个人自由原则甚至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的、鼓励个人能动性、创造力及自主权的社会中，政府如何以最佳方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

大多数美国人在谈到平等时，指的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极少要求或表现出致力于一个财产或境遇平等的社会。美国梦包括一种信念和 "价值观"，认为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才华各不相同，他们的努力带来的成果也应当是不同的。对同等结果的保证本不存在。大多数美国人不想要一个均等的社会；但他们的确希望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或许并非如此？有关社会目标、价值观及环境的普遍规律在种族隔离顽固不化的势力面前会失去效力，这是美国生活中一个永恒的困境。但美国人长期以来也确实利 用尖锐的自我批评、激昂的言辞以及社会势力的冲突来推动自己前进。有关单个社 区或整个国家将走向衰落的悲观主义预言可追溯到清教徒时代，成为那个时代及以 后每一个时代进行变革并采取行动的推动力，并成为衡量美国求变与追梦心态的尺 度。

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的主流行动派提出的要求满足了美国民主的逻辑性。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政治和经济，而且关系到文化。尽管社会所阐明的价值观对美国人的界定是根据对社会契约的参与而不是特定的出身，仍有一种观念延续下来，即真正的、作为社会核心的美国人源于特定的种族及文化背景(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来又将欧洲后裔包括在内)、特定的信仰(新教，在多年的对立后又接纳了天主教，甚至更不情愿地接纳了犹太教)、以及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影响力的性别(男性)。20世纪早期的熔炉论者坚信，至少对某些社群而言，他们不一定要有特定的出身，但要在文化上与在政治上一样成为美国人，这意味着放弃与大部份美国人的不同之处。

文化与背景的多元化不仅构成美国的现实状况，而且是美国理念的基本要素，这个论点迫使社会重新讨论国家社群作为一个进程及一种互动的特殊理念的意义。自1960年代起，提倡多元化的人士争相寻找一个贴切的比喻来形容美国社会，该比喻应当使人想到接纳而不是排斥或失去原有特徵。一代又一代美国人都倡导美国是多种观点、人群、信仰、文化──新近又提出语言──的综合体的观念，以致很多人担心核心将不复存在。尽管迄今为止的国家团结史令人对未来充满希望，但面对主流社会部份成员对国家结构正在解体的担忧以及非主流社会部份成员对永远不会受到美国大家庭的真诚欢迎的忧虑，前途的可靠性还远远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对价值观的考验

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目前的美国价值观(辩论)所反映的不是对它们的摒弃，而是对 于它们在更广泛的环境中的适用性的考验。美国妇女运动的发展使人们不会忘记， 性别曾是导致一半美国人被排斥在国家生活进程中的政治以及职业和经济领域之外 的因素。性别障碍尚未完全坍塌，但拆除这种障碍的努力从未间断。美国人期望值 的不断变化也影响着家庭等基本社会结构，它们正在遭受选择与自我实现道德观的 冲击。早在19世纪，美国人就改变了婚姻传统，允许自由择偶。这种观念逐步发展，承认了"不经宗教仪式"而同居的权利和结婚后再离婚的权利，甚至越来越深入地就法律框架之内或之外的家庭的定义展开辩论。子女与父母之间及新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关系日益考验着权威与认同的限度，其程度在过去的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这些都是美国目前的发展趋势，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民主文化的发展趋势。美国人肯定在想，曾经赋予他们独特性的文化，有多少至少在某些方面 已经发展成全球现代主义文化。令人惊叹的是，(几个亚洲国家)由于其技术和工业进步被誉为21世纪的强国；西欧国家认同了结成广泛国家联盟和一个富有活力的共同体的理念；新兴的中欧和东欧民主体，即便饱经磨难，也认同了热情高涨的选民的抱负。

尽管如此，美国人仍然看到他们实行政治开放和变革、容忍矛盾、充满创业热情及文化融合的漫长历史的优越性。他们灵活变通的历史能在全球现代主义不断造成的 震动中成为稳定的模式，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传统。

马克·帕赫特是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馆长。帕赫特曾任史密森学会负责对外事务的馆长助理。他撰写和编辑了一系列书籍，还多次参加讨论美国文化及历史问题的广播和电视节目。本文转载自罗伯特·厄尔(Robert L. Earle) 和约翰·沃思(John D. Wirth) 编辑的《北美的特性，寻找社群》一书并有所删节。这本书的版权归利兰·斯坦福大学校董会所有(Copyright◎199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一切版权保留。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www.sup.org)同 意转载。www.sup.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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